九日和韩魏公

晚岁登门最不才，萧萧华发映金罍。

不堪丞相延东阁，闲伴诸儒老曲台。

佳节久从愁里过，壮心偶傍醉中来。

暮归冲雨寒无睡，自把新诗百遍开。

九日，指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。韩魏公即韩琦，字稚圭，相州安阳(今属河南)人。早年曾同范仲淹一起防御西夏，推行庆历新政，新政失败，先后出知扬州、定州、并州。嘉祐年间(1056—1063)还朝，历任枢密使、宰相。韩琦原作题为《乙巳重阳》，乙巳是1065年(宋英宗治平二年)。这年重阳节，苏洵参加了韩琦家宴，席间韩琦赋，当晚苏洵写了这首和诗，半年后苏洵就病逝了。在能够确定年份的苏洵诗中，这是最后一首;在今存近五十篇苏洵诗中，这首是他的压卷之作。

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，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，语言高度概括，内涵十分丰富。苏洵于1056年(嘉祐元年)持益州张方平、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、欧阳修等名流重臣，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。时苏洵已四十八岁，年近半百，故说“晚岁登门”。雷简夫称苏洵为“王佐才”、“帝王师”，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，而这里却自称“不才”，且冠以“最”字，并以自已的那“萧萧华发”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(酒器)相映衬，表面自谦，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。

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。出句以“不堪”承“最不才”，以“延东阁”承“金罍”，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，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。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，数年而至宰相，“于是起客馆，开东阁以延贤人。”(《汉书·公孙弘传》)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。下句，诗人回答了“不堪”的原因：官卑位低，不堪重用。曲台指太常寺。因《礼记》有《曲礼》篇，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“曲台”。苏洵在1061年(嘉祐六年)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，至赴宴时，刚完成《太常因革礼》一百卷，费时五年。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，深感虚度年华，用非所长，这集中表现在“闲”、“老”二字上。1056年(嘉祐元年)，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，“欲朝廷不次用之”;韩琦也以为可用，独富弼主张“姑少待之”(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)。拖了两年，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。苏洵拒绝赴试，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，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(今属河北)主簿，编纂太常礼书，直至去世。“书虽成于百篇，爵不过于九品。”(《老苏先生会葬致语》)这就是诗人发出“闲伴诸儒老曲台”的深沉哀叹的原因。

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。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，饮酒赋诗的好日子，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。“佳”和“愁”形成鲜明的对比，而“久”字更有丰富的内容。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“游荡不学”，不一定有“愁”。但从二十七岁开始，他发奋苦读，希望有用于世，却多次科考不第;后来，虽然名动京师，却沉沦下僚，无法一展抱负。这个“久”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。他已五十七岁，很难再有所作为。“偶傍”，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;“醉中”，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。但“傍”、“来”二字仍表现出“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的豪情，“其意气尤不少衰”。(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)

尾联以暮间归来，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，戛然而止，余味无穷。韩琦《乙已重阳》说：“苦厌繁机少适怀，欣逢重九启宾罍。招贤敢并翘材馆，乐事难追戏马台。藓布乱钱乘雨出，雁飞新阵拂云来。何时得遇樽前菊，此日花随月令开。”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、宾朋满座的富贵气，使苏洵更感到自己“闲伴诸儒”的穷窘;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，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。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。暮、雨、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、凄冷的气氛，而“寒无睡”，“百遍开”更活画出这位“萧萧华发”的老人辗转反侧、夜不能寐的神情。

叶梦得说：“明允诗不多见，然精深有味，语不徒发，……婉而不迫，哀而不伤，所作自不必多也。”(《避暑录话》)这一首诗在内容上“精深有味，语不徒发”，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;艺术风格上也是“婉而不迫，哀而不伤”，含蓄蕴藉，耐人寻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