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华诗词，源远流长，博大精深，体现并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，放射着中国经典的哲理光芒，其形式之精湛，技巧之高超，音韵之优美，节奏之动人，是其它文学样式难以逾越的；其内容之凝练，语言之精美，情景交融，感情丰富，思想活跃，意境含蓄，同样也是其它文学难以望其项背的。然而，由于当前 “网络文化”、“快餐文化”、“短信文化”的泛滥，不断充斥着人们的耳目，我们青少年的眼睛不经意间受到了污染，灵魂受到了戕害。为此，让我们追寻历史的跫音，感触时代的脉搏，重新拾起中国传统文化这块瑰宝，高举中华诗词这面大旗来影响人、培育人、润泽人，成就人。通过传承弘扬中华传统诗词，拓展人们的知识面为人们打下扎实的文学功底，提高人文素养，陶冶情操，激发爱国热情，增强其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，为提高全民素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
关于中华诗词的美学价值，历史以来，林林总总，许多诗家都有很详尽很丰富的论述。从南朝齐梁时期钟嵘（公元468-518）的《诗品》滥觞，到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（公元1007-1072）的《六一诗话》，南宋严羽（生卒不详）的《沧浪诗话》逐步使诗词评论成为系统的理论。明代胡应麟（公元1551-1602）的《诗薮》把法（即格调）与悟（即神韵）作为重点，首先提出“神韵”的概念，具有极其重要的本质意义。1.中华诗词是大美的载体，她是东方哲思、东方文化土壤中盛开的奇葩，是东方审美观的有机载体与价值体现。如果把她当作一种普通的艺术样式，将大错特错。没有哪一种文学样式，能像她一样更具有高度的本体价值与天然属性。她的意境总是与山川、河流、日月、草木以及时令的变化、世道的沧桑连结在一起，总是站在宇宙主义的背景下审视人间的得失，其目光那么浩远开阔，其关怀那么博大包容，其言语那么堂奥微妙。2.中华诗词是活的生命体，是大自然赐予汉民族的神嗣，她不同于其他单纯借助材料与质感的手艺，也不同于停留在俗世与功利的浮世绘，或者仅仅是一种精神意识的影像、客观现实的标本。世界上唯有冬虫夏草，可以简单的类比这种特性：既是一种植物，也是一种动物。望采纳谢谢
《诗经》在先秦时代的三个作用。
最初主要用于典礼、讽谏和娱乐，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。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事例。诗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使用价值，得到人们广泛重视。
(1)祭祀、宴享时奏唱。
(2)外交场合言谈应对的辞令。
(3)作为教育的课本。
赋、比、兴：
《诗经》中大量运用了赋、比、兴的艺术手段。赋是《诗经》中运用最多的表现手法。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。它可以是直接叙事，也可以是直接的刻画描写，还可以是直言其志或直抒胸臆。比，就是比喻，以此物言彼物。兴，先言他物已引起所咏之辞。就是起兴或发端，一般处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位置。兴与诗歌的情思有时相关，有时不相关。赋、比、兴在理论上虽然可以区分为三种不同的表现方法，但在实际运用中常有重叠。他们的运用，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，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。
供参考。
在重礼仪教化的周代，非常重视民风的淳朴，设有“采诗官”收集民间流传的诗歌，以此了解民间的风俗。《诗经》中诗歌的主题有很多，有的揭露当时的黑暗政治，抨击统治阶级，有的热烈质朴，表达人们对美好爱情、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，对礼教的反抗，有着非常动人的艺术力量。在中学时我学过《诗经》中的《魏风·伐檀》和《硕鼠》，讽刺了当时富贵者的不劳而获。然而更为人所熟悉并广为传扬的是《诗经》中的情感诗，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、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……至今仍脍炙人口。
说到《诗经》中的抒情诗，有写亲情的，有写爱情的，内容丰富。古人以孝治国，不乏写儿女对父母的情感诗篇，初读《诗经》时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《邶风·凯风》：
凯风自南，吹彼棘心。棘心夭夭，母氏劬劳。
凯风自南，吹彼棘薪。母氏圣善，我无令人。
爰有寒泉，在浚之下。有子七人，母氏劳苦。
睍睆黄鸟，载好其音。有子七人，莫慰母心。
诗的第一章写母亲养育儿子的劳苦，第二章写七字自责不成材，第三章写七子自责不能奉养母亲，第四章写七子使母亲失望，全诗层次清楚，结构完整。究其实质，这不单单是一首儿子称颂母亲的诗歌。一种比较可取的说法是“生有七子的母亲在丈夫死后，意图改嫁，于是七子慰留母亲”，“在对母氏的颂扬中，实际暗藏着对母亲作为女人权利的否决。” 但在我初读的时候，感觉到诗歌说的是一位贤惠、慈爱的母亲，辛辛苦苦拉扯大七个儿子，但儿子却自感不才，未能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。诗歌没有激昂的文字，却充分表现了母亲养育儿子的辛劳，以及儿子对母亲的深深感激。而这种感情的表达，在朴实平淡中流露出感伤和自责，以及作为儿子的无奈和惆怅，从而引起读者的思考与反省。
风格迥然不同的《小雅·蓼莪》可以说是写孝道的诗歌典型：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蔚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劳瘁。
瓶之罄矣，维罍之耻。鲜民之生，不如死之久矣。无父何怙？无母何恃？出则衔恤，入则靡至。
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抚我畜我，长我育我，顾我复我，出入腹我。欲报之德。昊天罔极！
南山烈烈，飘风发发。民莫不谷，我独何害！
南山律律，飘风弗弗。民莫不谷，我独不卒！
说的都是诗歌，而非特定的某部书。
兴观群怨，来自孔子对诗社会作用的高度概括，是对诗的美学作用和社会教育作用的深刻认识，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源头。出自《论语·阳货》：“子曰：‘小子，何莫学夫（诗》？《诗》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；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’”说明了诗歌欣赏的心理特征与诗歌艺术的社会作用。
美刺 中国古代关于诗歌社会功能的一种说法。“美”即歌颂，“刺”即讽刺。先秦时期，人们已开始认识到诗歌美刺的功能。如《国语·周语上》记载召公谏厉王时所说：“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……而后王斟酌焉。是以事行而不悖。”“献诗”而供天子“斟酌”，就是由于其中包含着美刺的内容。《诗经》中也保留着一部分刺诗。到了汉代，以美刺论诗，成为一种普遍的风尚。清人程廷祚指出：“汉儒言诗，不过美刺二端。”（《诗论十三再论刺诗》）说明汉儒评论诗歌，大都是从美刺两个方面着眼的。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，统治者在提倡美诗的同时，认识到刺诗也是帮助他们“观风俗，知得失”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因此加以倡导，并主张“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”，表现了一定的政治气魄。但他们从维护统治者尊严和维护封建礼治出发，又对刺诗作了种种限制，如强调“主文而谲谏”、“止乎礼义”等，这就使得刺诗的功能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。《毛诗序》在谈到“美刺”时，还谈到所谓“正变”，大体以美诗为“正”，以刺诗为“变”，可见在汉儒的心目中，是把美诗作为正宗，把刺诗作为变调的。但在历代诗歌创作实践中，那些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美诗，绝大多数并没有多大价值；真正有价值的，倒是那些揭露、批判现实的刺诗，正是它们，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。
论语：诗可以怨，可以兴，可以群。远之事君，近之事父。
这是孔子说的，孔子从一千首经典歌曲中，删去繁重，精选了三百首。
他老人家说，诗经的教化作用，
可以怨，就是说你在现实生活中，遭遇到挫折，内心充满烦恼怨恨，甚至是义愤填膺，怎么办，难道你有那么多钱去摔盘子。不用忙，熟读了诗经，写一首诗，听一首歌，感情就平复了。
子曰：温柔敦厚，诗经之教也。
那么兴致勃勃，豪情万丈的时候，踌躇满志的，自己的远大理想，也可以由诗来表达。
怎么使自己合群，这是诗的教化。诗就是用来调节自己的感情的，情商教育，人之常情的认识。
所以远的说，事领导，近的书，家庭环境气氛的融洽，一部诗经搞定。
论语子曰：依于道，据于德，发于仁，游于艺。
优游于艺术的海洋，过艺术化的生活。诗经正好是思想情感和艺术的结合。
南无观世音菩萨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