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的爆发，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，上海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引领下，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，约180个各界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其数量之多、范围之广、热情之高，前所罕见。在如此众多的救亡团体中，规模最大、涉及面最广的就是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。
为了将上海各种抗日救亡力量团结起来，并纳入政府的统筹管理之下，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授意，在上海市地方协会、市商会、市总工会、市妇女会、市教育会、市农会、银行公会等团体的联合倡议下，1937年7月22日，上海各行业公会、各区市民会、各国货团体、各同乡会以及机关学校等500多个团体组织召开大会，宣告成立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。该会以“本中央既定方针作抗敌后援，共谋完整国土、复兴民族”为宗旨，成员包括几乎囊括了上海各界的知名人士，如虞洽卿、王晓籁、穆藕初、刘湛恩、颜福庆、潘序伦、陈光甫等。
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分设执行和监察两个委员会，负责管理该会的正常运作，其中有执行委员121人，监察委员25人，在执行委员中又选出王晓籁、杜月笙、钱新之、潘公展、张寿镛、童行白、黄任之、柯干臣、陆京士等9人组成主席团，并以陶百川为秘书长，主持该会的日常事务。
为积极支援抗战，具体落实各项后援工作，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先后设立了供应委员会（办理军需供应及军队慰劳，后更名慰劳委员会）、救济委员会（办理难民救济事项）、防护委员会（负责防空、防火、防毒及交通、灯火管制）、交通委员会（组织战时交通运输）、粮食委员会（为兵民筹集调配粮食，后改称为民食调节委员会）、技术委员会（协助军队解决战时工程问题）、宣传委员会（负责向国际国内开展抗日宣传）、设计委员会（专门研究战时各种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）、组织委员会（办理抗日救亡团体的登记、指导及训练事宜）。这些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充分体现出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广泛参与性，许多社会贤达包括不少*员和进步人士都被吸纳到上述机构从事专业工作，如设计委员会就由沈钧儒、郭沫若任正、副主任，救国会“七君子”中的邹韬奋、王造时、章乃器、史良、沙千里、李公仆及*员钱俊瑞、胡愈之等出任委员。
可以说，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机构庞大，任务繁杂，在相当程度上辅助甚至执行了某些政府职能，成为一个战时体制下带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色彩的临时权力机构，并被法定为全市抗日救亡团体的“最高组织”。
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后，领导和协调上海各个社会组织和救亡团体，开展了大量的抗日后援工作，尤其是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期间，该会更是在配合和支援前线作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
